人生之最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什么生肖？人生指什么生肖

著名词作家乔羽，6月19日在北京去世。

1927年11月16日，乔羽出生于济宁市任城区冯家大院18号一个生活清苦却具有浓厚文化气息的家庭。1946年，乔羽离开济宁老家去了太行山，进入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，从此开始了他人生的新旅程。

那个时代，那个年月，在乔羽身上刻下了深深的印记。在他的笔下，有时代的心声，有时代的投影，更有时代的中国人内心真真切切的感情。他的代表作有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《我的祖国》《人说山西好风光》《刘三姐》《难忘今宵》等。

“我十几岁的时候就离开山东了。但山东是我的根，我最根本的东西。它还种下了‘基因’在我的心底。别看我在北京生活了很多年，但还是一个地道的山东人。生活情趣、吃饭和生活习惯还是山东的。我在这里出生，我是这土里长出来的庄稼。”乔羽曾对家乡如此深情表白。

斯人已逝，风范永存。乔羽老先生的经典之作如不息的运河之水，奔涌在岁月长河里；他对故乡的这份质朴的眷恋更是萦绕在字里行间，为后人留下久远的记忆。

“我给你们写了那么长一首歌了，

咱们的关系够好的了吧？”

与大众日报，乔羽先生有一个特别的缘分：现在的《大众日报社社歌》歌词，就是他“操刀”创作的。因为这个渊源，乔羽先生曾风趣地说：“我给你们写了那么长一首歌了，咱们的关系够好的了吧？”

曾任大众报业集团总编辑的朱宜学，是乔羽的济宁老乡。“20世纪80年代，我们曾在微山湖上一起泛舟，那是第一次见到他。”朱宜学回忆。以后，乔羽先生回山东，两人在各种场合下有过多次相见。有一次，乔羽从北京回山东，还专门把同行的大作曲家郑律成介绍给朱宜学相识。乡音无改，乡亲常记，两人相处得分外亲切。

1998年，大众日报筹划60年报庆活动，各个部门积极建言献策，当时集团子报《生活日报》的负责同志，提出了请乔羽写一首社歌的建议，请示朱宜学是否可行。朱宜学大加赞同，却也心存疑虑：那么大名气的大家，肯答应这样的“命题作文”吗？

《生活日报》负责同志通过山东电视台原文艺部主任、高级编辑李乃谦，辗转与乔羽联系上，没想到先生二话没说当即很爽快地答应了下来。

对当时的情形，如今85岁高龄的李乃谦仍历历在目：“我先给乔老爷子通电话，把意思说了一下。过了一个星期，我与大众日报的同志赶到北京，乔老爷子就拿出写好的歌词。他说大众日报历经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，在全国颇有影响。这个歌词，我认真写，写真东西，不写漂亮话。”

当时，对社歌报社已在全社会进行了公开征集，收到的作品不在少数。但大家就是大家，与其他作品相比，乔羽创作的歌词明显高出一筹，大家齐声叫好，毫无争议地选定了这个作品。

“乔老先生的歌词，确实是大手笔。我拿到后，很快谱好曲，他很满意。当时录了两个版本，一个是青年歌唱家王丽华的独唱，再就是大合唱。除了《大众日报社社歌》，我们还合作了交响合唱《祝福中华》、少儿合唱《我们永远是孩子》两部作品。乔老先生一直很随和、幽默、睿智。”《大众日报社社歌》作曲、山东艺术学院音乐学院院长李云涛回忆。

“乔羽的歌词为什么高明，除了他精深的功力与造诣外，对大众日报的了解也是一个重要原因。歌词第一句“我们从枪林弹雨中来”，就准确地点出了大众日报的特点，如果不关注报纸，是写不出来的。以乔羽的大家身份亲自创作，不仅为报庆添加了喜庆，也为有着光荣传统的大众日报增添了光荣。”朱宜学今天提及此事仍不禁动情。

“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我们跟乔老爷子相识、相知。他说话太生活化了，不论在什么场合，接触什么人，他都是老济宁话，一辈子乡音未改。他跟咱们老百姓一样，说话做事没架子，表里如一。”——朴实，是乔羽给朱宜学、李乃谦两位留下的共同印象。

“他写的东西，朴朴素素，

总能说到事情的真实上去”

“他的创作，有很深的文学或者叫歌词艺术底蕴，太宽广了。他写的东西，朴朴素素，意蕴很深。很多人的文字花哨，用了很多美词，却说不到根上去，他总能说到事情的真实上去。”李乃谦说。

纵观乔羽先生的作品，20世纪80年代和50年代不大一样。20世纪50年代的作品大部分还是宏观世界的作品，如《我的祖国》《祖国颂》等，当时很少有人写微观世界。

1956年夏天，电影《上甘岭》还未在全国公映，影片中的插曲《我的祖国》就提前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遍了全国。乔羽在为电影主题曲作词时，一度毫无头绪：一个是内容本身，这首插曲要在上甘岭战斗打得最惨烈的时候出现，歌词是否要贴近战争？二是创作时间紧迫。

当时电影已拍完，就等着歌词，乔羽非常着急，不知道应该从哪儿着笔。他想到不久前第一次到长江边的场景。有一天他突发灵感：为什么不跳出战争场面来写呢？作为山东人，乔羽在之前只看过黄河、大运河、小麦、高粱，可从来没有见过长江、水稻，头一次目睹波澜壮阔、奔流不息的滔滔江水，感叹不已，又为之震撼。于是“一条大河波浪宽，风吹稻花香两岸。我家就在……”从心头奔涌而出。

《我的祖国》用最简单、最生活化的语言，打动了人们内心最柔软的部分，成了永恒的旋律。“乔老爷子曾经这么跟我解释，这首歌是写给普通人的，不管是哪里人，门口总有一条河。对这条河的印象，都是儿时的记忆。这一条河跟他的喜怒哀乐、跟他的一切都有密切的关系。大概每个人一辈子都忘不了他小时候家乡门口的那条河。”李乃谦说。

到了20世纪80年代，乔羽的作品发生了一些变化。看到一些现象，他就想写。乔羽的作品开始涉及微观世界，写得很多，都是个人在生活当中的感受，除了个人抒情，还有批评社会的一些不良现象的。“我对我多年来的作品看法是，说不定后人对我作品的评价，是由于我80年代的歌，而不是我50年代的歌。”乔羽先生曾回忆。

作为一位词作家，乔羽创作了一千多首歌曲。他以青春之笔，咏赤子之歌，从20岁到90岁，乔羽用一种接近于大白话的通俗语言，将宏大而复杂的家国情怀和人类最美好的情愫，表现得淋漓尽致，气势磅礴。这些贯注了他生命体验和感悟的歌词，点燃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心灵深处的真挚热情。

虽然是德高望重的著名词作家，乔羽对一些尊称却不敢苟同，什么“歌坛泰斗”“音乐文学界的泰斗”，都是他反对的。“泰斗是那些永远明亮的，指引方向的。而我只是一个歌词作者罢了。现在到处动不动就是这‘著名’、那‘大师’的，我认为这是一种浮躁的社会现象。浮躁之风，现在实在刮得太大，我们一定要像戒毒一样，戒掉它。”他曾这样倡议。

歌曲是时代的年轮，乔羽先生用一句句歌词勾勒出一圈圈环纹。他从不把歌词看作锦衣美食，高堂华屋。在他看来，歌词是寻常人家一日不可缺少的家常饭、粗布衣，或者是虽不宽敞却也温馨的小院落。在歌词的创作中，他认为，带有淳朴生活气息和泥土芬芳的作品应当是好作品。“搞创作除了生活体验、创作技巧以外，最重要的是心灵。你如何看待人生，看待社会，通过你的心灵用歌曲去反映。音乐有一种灵性，它是一种感性的东西，需要有情感的共鸣。”乔羽曾这样说。

在山东的童年，

种下“诗的基因、文学的基因”

在李乃谦家中，记者见到了乔羽为李乃谦《藏石图集》一书作序的手稿，笔画平直，形体方正，印证着乔羽先生的人生准则：“不为积习所蔽，不为时尚所惑。”

李乃谦向记者介绍：这种生活态度背后，是人生的境界，而这种境界的原点，可以追溯到先生在山东童年时，父亲对他的影响。

乔羽先生的父亲是位真正的学者，极为旷达。当时先生虽幼，但父亲讲唐诗、宋词、西厢、红楼，都比现时一些权威人物更有情致。这使得乔羽一生得益，至今不为时尚所惑。

先生是个老生子，出生时父亲都60多岁了。他那会儿没做什么事情，就是成天领着乔羽玩儿，领着他在大运河畔的济宁城漫步。两岁多的时候，父亲就开始让他“通过环境认字”，每当看到刷在墙上和一些店铺招牌上的字，就教先生念几遍，这样时间长了先生竟然也能认识不少字。

认识的字逐渐多了以后，父亲开始让乔羽集中认字。每当学会100个字，父亲就把写有字的纸包起来。乔羽3岁多的时候已经可以认30包字块了。

开始认字不久，父亲就要求乔羽练字。一般情况下，乔羽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写字，天一亮，打开屋门，搬张大人坐的凳子当小桌，放在院子的一棵老槐树下。乔羽坐在小板凳上，家人那时还没有起来，他就开始写上了。父亲要求乔羽练字的时候必须正襟危坐，聚精会神，所以乔羽练字的时候从来不敢马虎，一定要照着父亲说的去做。所练字有两种，一种是小楷，一种是大楷。

父亲教乔羽的时候，从不板着脸，总是在玩中传授知识。有一次父亲带乔羽出去玩儿，那是一个初春的午后。济宁当时是一座小城，一出城门就是乡下。父子俩走到野地里，到处是一片荒凉，但能够看到前面一片地发绿。父亲说：咱们到那绿的地方去。可当两人走到那发绿的地方，看到的却是枯萎的荒草。如是几次，都是一样。父亲便启发乔羽，在哪首唐诗中有这样的景象。这时，乔羽突然想起韩愈的诗：“天街小雨润如酥，草色遥看近却无。最是一年春好处，绝胜烟柳满皇都。”父亲便开始讲起古诗。

“乔羽后来这样回忆：‘看起来就像玩儿一样，但对我的影响很大，印象可就深了，而且使我产生一种感觉，就是感觉到文字的美。这使我很自然地想到：语言要怎样才会更生动，更形象？这对我以后的写作有不小的影响，所以我写歌词与这种影响是有些关系的，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渗透，在山东的童年，给我种下一种基因，诗的基因、文学的基因’。”李乃谦向记者讲解。

父亲潜移默化的教育，帮乔羽树立了一种思维习惯，就想去感悟人家是怎么写的。乔羽说他后来成为一个文艺工作者，成为一个写作者，大概与这个很有关系。

乔老爷子逝世，为自己写歌的一生，画上了一个句号。但对一个创作者来说，最好的悼念方式，莫过于唱他写过的歌。正如乔老先生在《难忘今宵》中所表达的，告别是一场重逢，在离愁的藤蔓上，总结着希望。

作者：卢昱

来源： 大众日报